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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发布,尘肺病农民工深陷四大困境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只有10.26%的用工单位经常提供粉尘防护面具,而71.56%的用工单位没有给工人提供防护面具”……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困境1:死亡阴影笼罩村庄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困境2:负债累累压垮家庭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困境3:获赔偿需等17个月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有关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有关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困境4:保护缺位致重蹈覆辙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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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农业局《关于组织我市有关县(市)、乡(镇)、村负责人和农业科技人员赴日本进行“一村一品”运动创农产品“精品名牌”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考察培训的通知》(宜府外会〔20xx〕1号)文件精神,应日本静冈县日中农林水产交流协会的邀请,由市外办、市农业局共同组织的宜昌市赴日韩“一村一品”考察培训团,于20xx年9月5日至16日赴日本和韩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学习。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考察团共16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农业系统干部5人,乡镇书记镇长4人,市外办领队兼翻译1人,由宜昌市伍家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永和和宜昌市外办专家科科长袁新民分别担任团长和秘书长。主要学习考察了日本静冈县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和韩国济州道柑橘产业发展情况,实地参观了静冈县柑橘试验场、静冈市清水区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日本最大的柑橘选果包装线、日本农产品及农资超市以及济州暖地农业研究所柑橘科,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果农,并与日本和韩国柑橘界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和科技交流,加深了考察团成员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了解,对日韩以柑橘产业为主的农业情况有了一定认识。
二、主要收获
(一)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
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起源于大分县。大分县位于日本西部,海拔高度0—800m。人口12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农户年平均收入400—5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9—36万元)。一村一品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一村只种一个品种的作物或生产一种农产品,而是指一个村至少要有一个市场上知名品牌的农产品,目标是农户年均收入达到7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51万元)以上。
“一村一品”运动的核心内容是:要以自主自立的精神,根据本地特点,发挥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反复钻研,富有创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从而创造出高质量的,创日本第一的,市场面向世界、创地球牌商标的,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包括工业产品、旅游观光产品),并培养出一批年轻有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带头人。
“一村一品”运动得到了国家、县、市政府的补贴,其目的是要把农民发动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搞一村一品运动之前,农民比较贫困,通过“一村一品”运动,搞活了经济,提高了农民收入。农协对“一村一品”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的体系,是“一村一品”快速发展的保证。
各市、町至少要创造出一个有特色的产品,当然也可以是“一村二品”或“一村三品”也无妨“二村一品”或者“三村一品”。本地情况如何,怎样科学的规划品种、确定规模,采取哪些先进技术,都要绞尽脑汁思索。选对、选准、选定以后,就由政府出面统一规划,规划一经批准实施,便不得轻易改变。
(二)日本农协的发展概况及成功经验
1、日本农协的历史沿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制定了《农地改革法案》,实行农地改革。1947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从1947年到1950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本各地的基层农协都建立起来了,全国成立的基层农协约有4000余个,有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2、日本农协的工作范围。农协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农业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采购和农业公共设施建设,也有农产品的收集、加工、贮藏、保鲜、销售;对农民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经营技能的继续教育培训;对连锁农业仓库的经营、家畜、家禽、水产品市场的设计和建设;运输、建筑设计的企划和工程监管,海外农协组织的建成和拓展。用日本《环境农业新闻》报主编、发行责任人成濑一夫先生的话来讲,日本农协从摇篮到坟墓全都涉足。
3、日本农协的主要职能。日本农协是根据《农协法》由日本农民交纳会费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其工作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指导农业生产。农协对农民的生产指导非常全面,包括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新品种的改良和更新、种植业结构调整、技术标准应用等。
二是集中销售农产品和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帮助农户集中销售农产品、促进农产品及其生产资料的流通是农协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农协销售的农产品包括大米、蔬菜、花卉、水果等;销售的方式有超市销售、批发市场销售和直接销售。农协为减少生产资料流通中的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根据会员的需要,组织农用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由农协统一与生产厂家订货,再分售给各会员。对入协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农协也组织统一购买,可以享受厂价或批发价。通过集中采购,使入协农民得到了实惠。
三是信用合作。日本的法律规定农协可以自办信用事业。日本农协金融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农协全体成员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两大领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国家的农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密切配合。
四是社会福利和保险。日本农协建立了风险基金制度,号召会员发展互助协作精神,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并确保农民由于意外灾害或事故遭受损失时能得到一定补偿,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日本农协的福利事业包括医疗保险、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农协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有的还建立自己的.医院,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保证。还投资兴建许多农民婚丧等大事所需的基础福利设施,为农民提供服务,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4、日本农协发展的条件。一是法律保护。日本早在1947年就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60年代又进行重新修订。这是日本为促进和保护农协的发展而制定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了农协不同于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是特别法人;承认农协自主经营权和民主管理权,以保证不受行政干扰,确保农民的经济地位,规定农协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营团体,是服务机构,农协各种事业所获收入归农协成员所有。二是政策支持。体现在日本各级政府制定的农业政策、税收及金融政策等方面。坚持以经济手段调整农业,而很少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如政府在新品种推广、农业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及产品加工设备建设、稳定蔬菜生产等方面都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完成的,不仅使政府的计划得以实现,也保证农民得到实惠。在扶持农协开展信用事业上,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确保农协资金来源,有国家贴息贷款、县政府的无息贷款及农林渔业金库贷款等支持。在税收政策上,规定农协各种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三是农民的积极参与。日本农协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组织生产,进入市场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坚持服务第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踊跃参加农协,服从农协的指导,保证了农协发展有坚实的基础。这在农协成立之初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日本农协本身的一些原因,才使农民对农协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5、日本农协的组织形式。日本农协是靠自己独特的组织原则和经营原则组织发展起来的特殊法人。其原则主要有自愿加入、民主管理、协作、限制出资配额、促进教育发展和剩余资金分配等。日本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基层组织推荐,并经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的总代表大会。由总代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农协最高领导层。理事会及领导成员的工作受监事会的监督检查。日本农协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改革后,原来的“市、町、村一都、道、府、县一全国”三级组织体系改为二级,把都、道、府、县联合会并到中央,并将基层农协进行合并,扩大农协的规模和实力。按照农协的改革方案,日本基层农协到1999年已减少到1580个,到20xx年,又减少到1040个。全国中央会下设生产、生活、总务及金融四个委员会,分别与都、道、府、县中央会的农协经济联、共济联、福利联和金融联进行对口联系,都、道、府、县农协只对市、町、村农协进行业务指导,是一种联合协作的关系,不具有行政命令权,从而保证了基层农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日本农协的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准会员。正式会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准会员不从事农业生产,只靠出资通过农协做生意。准会员不享受正式会员的权利,也不承担正式会员应尽的义务。
农协的工作经费除了会员交纳的会费外,主要靠收取农产品交易手续费作为补充,日本农协的农产品交易量占日本全国农产品交易量的80%,手续费大约是交易额的8。5%,然后按一定的比例,由中央全农协会分配给县市农协会分会。其次,日本国家的有关经费也通过农协分配给农民使用。
(三)日本柑橘产业情况
目前,日本柑橘面积约6万公顷,总产170万吨左右,面积和产量10年来基本稳定。其中温室种植面积约占1/10。其主栽品种有日南1号、青岛、大津4号、清见、不知火、太田椪柑、春见等。我们重点考察的静冈县,柑橘年产量15万吨,约占全日本产量的10%,90%为青岛温州蜜柑,脐橙已逐渐退出日本桔园。日本柑橘不能自给,每年进口柑橘鲜果约60万吨,主要进口产地有美国、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等。
日本先进的柑橘栽培技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合理密植。尽管土地资源有限,日本桔园栽培密度一般控制在21至40株之间,最多不超过60株,桔园行间宽阔,便于机械通行操作。二是节水灌溉。所有的桔园都安装了自动灌溉系统,过去大多为喷灌,现在则以滴灌、微喷为主。三是实行桔园生草栽培。四是应用反光透气膜覆盖,以降低土壤湿度,提高土壤温度,改善下部果实着色,从而提高果品的含糖量。五是机械化程度高。在抽槽、施肥、防虫治病等生产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六是重视设施栽培。日本的设施栽培柑橘基本上都是冬季加温型,最早的从9月份开始加温,温室柑橘在6月份上市,但生产成本较高,售价十分昂贵(每公斤约合人民币70元)。
(四)韩国济州柑橘产业情况
韩国柑橘面积2.3万公顷,产量78.9万吨,其中99.9%是在济州岛。按产量构成,88.7%是早熟温州,9.6%是普通温州,其他占1.6%。
20xx年,济州柑橘总面积22048公顷,其中南济州郡9189公顷,北济州郡5127公顷,西归浦市5085公顷,济州市2647公顷。柑橘总产量595591吨,其中南济州郡260374吨,北济州郡122821吨,西归浦市149614吨,济州市62782吨。柑橘栽培农家31233户,其中南济州郡13199户,北济州郡7375户,西归浦市8386户,济州市3782户。
设施栽培的面积由1990年的30公顷,上升到20xx年的520公顷,20xx年达到1000公顷,14年增长了30倍。设施柑橘总产达到25903吨。成熟期基本达到周年供应,露地栽培的在10—12月上市,大棚避雨栽培(无加温温室)的2—3月上市,大棚加温的在4—10月上市。加温最早的在11月以前,果实在4—6月成熟,加温在12月1日到12月12日的,果实在6—8月成熟,12月25日到元月底加温的在8月中到9月上市,元月21日以后加温的成熟期在9月中到10月上市。
韩国的设施栽培与日本相比,基本上是依靠农户自己投资,与日本75%来自政府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加温温室种植温州蜜柑最大的开支是燃油开支,一般需要加温200天,一亩大棚需要燃油8吨,如果按每吨3500元,则燃油成本为2.8万元/亩,按照他们的生产水平,亩产可以达到4吨,每公斤果实的燃油成本达到7元。温室栽培的柑橘果园门口为3000—4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24—32元/公斤。零售价格约为5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40元/公斤。据农户反映,一般50%的收入为利润。
三、思考与建议
1、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考察,联系我市实际,我们感到在农产品供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新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日本农协则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农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应具有为成员服务,保护成员利益,培训示范和互助合作的职能。这种在农民自愿、合作、互助、民主管理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组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将会有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要抓好试点,选择工作条件好,农民认识水平高,领导重视的地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基地,着重在组织性质、地位、服务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试点工作,还要在政策扶持上加以探索和推进,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运作方法。
2、学习引进柑橘设施栽培技术。通过这次考察,看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劳动力的老化现象,农业已是他们的夕阳产业,这将为我国未来的农产品出口提供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收入阶层的出现,在4—8月成熟的温州蜜柑应该有市场。目前的生产成本,特别是燃油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果实价格较高(按我国目前的价格测算,生产1公斤的成本在15元左右),因此,目前大量种植加温温室蜜柑市场还存在问题。采用避雨栽培(无加温温室)将晚熟杂柑(如不知火等)延迟到2—3月采收的技术,目前值得引进和推广,将大大提高柑橘种植效益。建议在我市先行试验示范,成功后再逐步推广。
3、注重我市农业技术人员(骨干)的培训。考察团成员一致感到日韩两国先进农业技术及重视农业技术人才培训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建议市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我市农业技术骨干的学习培训工作,拟定培训和研修计划,安排培训经费,定期组团赴日韩等发达国家学习考察。同时,应经常邀请日本和韩国专家来宜开展学术交流和指导。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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